延安時期，哪些新聞會受到組織批評？| 延安的報業改造

有這樣一個時期，上山開荒、女工紡紗可以成爲報紙的頭版頭條、勞動模範的個人事蹟是長篇通訊的題材；

同樣在這個時期：報道農業受災情況、黨校學生自殺、美國投下原子彈的新聞，被斥爲「政治不正確」。

這就是1942後的延安。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

1941年，中共中央決定將延安《新中華報》、《今日新聞》合併，出版《解放日報》。《解放日報》的定位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大型機關報。為了與此後上海的《解放日報》做區別，這一時期被成爲「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該報於1947年停刊，共出2130期，歷時近六年。

創辦初期的《解放日報》被認爲有「對國際新聞關注過多，對邊區關注不夠」、「黨性不強」、「脫離群衆」等問題。1942年，《解放日報》開始改版。

這一改版過程伴隨着對新聞工作人員的「改造」和新的黨報理論的形成：新聞記者被重新定位為「黨的喉舌」、「人民的公僕」；新聞的寫作上，事實的報道不能缺少正確的立場，判斷新聞報道的標準，由對其真實性的考察變爲政治傾向正確與否的判定。

今天我們推送的內容選自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一書。

黃旦、周葉飛合著的〈「新型記者」：主體的改造與重塑——延安《解放日報》改版之再考察〉圍繞《解放日報》的改版以及對「新型記者」的培養改造，通過身分意識、業務操作以及開門辦報這三方面考察延安時期對於黨報的「延安範式」的建構。

如作者所說：

「這不僅從一個側面可以領會延安整風和《解放日報》改版的經過，而且對於理解當今的中共黨報及其整個從業群體的精神氣質，均具有重大的意義。」

今天的推送，我們節選上述章節的內容，小標題爲「不激不隨」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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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

李金銓　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黨的喉舌、黨的眼睛、黨的耳朵

《解放日報》改版初期調任總編輯的陸定一，後來在追述改版過程時，說過這樣的話：改版與思想教育改造是不可分的，把報紙變為馬列主義的真正的黨的機關報，包括教育一大批新的知識分子，也包括犯有主觀主義而可以改造的人，統統改造過來。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這批青年應該屬於「五四」後的一代，儘管「五四」的啟蒙思想不斷被救亡所壓蓋，但仍然是內在流動賡續難斷。啟蒙，是使中國文人變成現代知識分子的途徑。「五四」的啟蒙宣導者就認為，「理性批判」「最適合現代知識分子的天分和需要」。

另一個研究者認為，五四一代比之維新一代，更注重個人生存體驗而不是民族國家，因此對於政治有一種疏離感。「五四精英是帶著比他們任何前輩都更強烈的情緒來表達他們的個人感情，來為他們的憂思而戰的」。因此，到達延安的這些知識青年，難免懷有所謂民主、個性解放的浪漫情懷。

《解放日報》社舊址：延安清涼山

據延安中央研究院關於整風以來思想改造的一個分析總結，在當時該院的人員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新的青年黨員佔大多數（據確切統計：知識分子出身的佔百分之八十二，黨齡：抗戰以後入黨的佔百分之七十四，年齡：廿歲至三十歲的佔百分之七十九），他們一般的缺乏黨內外鬥爭的經驗及思想意識與組織的修養（據統計沒有擔任過任何工作即來延安學習的佔百分之六十八），只能憑著個人主觀的願望和微小的經驗作為方法去觀察問題處理問題，於是思想意識上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個人突出、自以為是、自命不凡，思想方法上的主觀性片面性等就大量存在。就現有材料看，解放日報工作人員的情形大致類似，因此才在改版開始後調入像高揚文這樣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員。

所以，造就「新型記者」，清除舊傳統舊觀念是首要之舉。「無冕之王」成為矢中之的。且看一下當時《解放日報》是如何批判「無冕之王」：

資產階級的記者通訊員，把自己看成高於一切，自命為「無冕之王」，一切照自己的興趣辦事，自己喜歡寫甚麼就寫甚麼，怎樣對自己有利就怎樣辦事。

（無冕之王）以技術為標準，對於取捨稿件，對於取捨通訊員，對於報紙的一切，就可以「生殺予奪」。不僅如此，甚至對於甚麼是報紙，甚麼是新聞，也可以隨心所欲，作出自己的定義；對於報紙的方向，也可以隨心所欲作出自己的主張。這種「無冕之王」的思想，既是主觀主義的，又是宗派主義的，說的更壞一點，是一種「報閥」的思想。

這兩篇社論發表時間不一，對「無冕之王」的解讀卻是完全一致，即隨心所欲處理報紙的內容和方針。「無冕之王」當然有不受制約之意，但其前提是為公眾而報導事實揭露真相。所以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也就是在這批知識文人來延安之前所生活學習的國統區中，關於「無冕之王」常常是與忠誠事業，以真理為求聯繫在一起：

「新聞記者之生涯，要在捧忠實篤誠之肝膽於真理、事實之前。其生命、其覺悟、其勇氣、其良心、其情感，悉為真理、事實所同化」。包含著「時時不忘為公眾之機關，為多數人謀福利，必得群眾之信仰與擁護，無冠帝王之權既封，發行數目自增，廣告收入自豐」的自我期許，並且應當是超越黨派性，「新聞記者必為純真無垢之自然人，始克其光輝赫赫之天職」。

《解放日報》的這種理解雖是差強人意，倒正是其改造意圖之返照，即：徹底端正黨報工作人員的思想傾向，不允許類似「獨立性」或「同人辦報」的觀念之存在。把「無冕之王」抨擊為隨心所欲自作主張，就是為建立新型記者作為「集體喉舌」的絕對服從。「我們黨報的記者通訊員，決不能像資產階級報紙的記者通訊員那樣，自稱為無冕之王，我們老老實實自稱為公僕，我們是黨和人民這個大集體的公僕。」

批判「無冕之王」，其意亦在戴「緊箍咒」。報社副總編（後一度任代理總編）余光生後來就反思道，報紙改版前的錯誤，「主要是對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得不好，常常自做主張，有時發表一些違背中央意旨的東西。今後一個字的獨立性也不能鬧，重要的問題，都要直接請示毛主席。」陸定一也是再三強調，「今後《解放日報》要聽毛主席的話，決不能再鬧獨立性。」故「在整個改版過程中，報社內部除了要不要每天出社論的爭論外，還討論了『為甚麼要辦報』的問題。」依著這樣的邏輯，《解放日報》順理成章建立了審稿制度，「以後凡是有重要問題，小至消息，大至社論，必須與中央商量」，「不能鬧一字一句的獨立性」。

觀念意識既已澄清，身分角色也就自然浮現。新型記者，乃是整個黨的組織的一部分。一切要依照黨的意志辦事，一言一動，一字一句，都要顧到黨的影響。在這裏面，個人主體必須以集體主體為從，並由此獲得自己的價值和榮譽：每一個做黨報記者的同志要認識到自己作黨的喉舌、黨的眼睛、黨的耳朵是很光榮的⋯⋯

1942年的陸定一，時任《解放日報》總編輯

「大膽創新」的結果：新的寫作形式

甚麼是新聞，這個新聞學中的ABC，站在新的立場，就是「新聞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

新聞同政治分不開，立場不同新聞觀點也必然會不同。無產階級不把新聞的定義，局限在技術狹小的圈子裏。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說：「狗咬人不算新聞，人咬狗便是了新聞」。他們認為：「以適當機敏的方法，寄興味於多數之人者，新聞也。而與最大多數讀者以最大興味者，最良之新聞也」。上述的新聞觀點，完全是故意抹殺新聞的政治性，模糊新聞的階級性。（廣義的包括民族性）這是錯誤的不符合客觀真理的新聞觀點。正確的新聞觀點——無產階級的新聞觀點與此完全相反，它把新聞定義從技術的泥沼裏提到政治的高峰，而且將技術與政治兩者統一起來。所以我們認為：「新聞是群眾所未知、欲知和應知而能啟發群眾鬥爭性的最新事件，通過簡明有力的文字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政治鬥爭和對自然的鬥爭。」

這個充滿「鬥爭」的新聞定義顯示，作為黨的喉舌耳朵眼睛的「新型記者」，沒有純粹的新聞業務技巧，相反，技術就是政治。強調技術第一，就是反對黨性，「把政治放在第二位，其直接的結果，就是政治上的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發展到一定限度，就會被敵人所乘，這是不待言的。」「這樣的黨報，就絕對不能名符其實的成為黨的集體宣傳者和集體組織者，而只能成為報館編輯部幾個人的報紙。」

由此，新型記者在業務上同樣不能「限於模仿」，完全可以並且必須把資產階級報紙所形成的那一套新聞選擇和處理標準棄之如敝屐：

人家看得輕的，難道我們也一定看輕嗎？人家擺在頭一條，我們根本不登不也是可以的嗎？人們把報紙上分出那麼多門類，一格一格儼然是不能是互相侵犯互相變換的神氣，好像一向沒有排在新聞格子裏的，就不算是新聞了，所以也不能排在新聞的位置了，這對於我們難道是必要的嗎？他們又給新聞的體裁定出許多規章，難道我們因此就必須依他們，因此就不能再希望能裏面嬉笑怒罵，辯難和鼓勵了嗎？去它的吧！對於我們，沒有比人民的要求更神聖的標準的了，我們不但要大膽的改造，更重要是大膽的創造。

這種不拘一格的大膽創造，就給1942 年調任《解放日報》並曾擔任編輯組長的張沛，留下了深刻印象。「安寨縣某一個村子的變工隊成了一版頭條消息；勞動模範申長林的事蹟成了長篇通訊的題材。」「陝甘寧邊區和其他解放區的實際鬥爭和人民群眾的鬥爭，佔有最顯著的地位」，這對於他那樣的黨報新兵，而且僅有的一些報紙知識無非是從資產階級報刊那裏得來，充滿了新鮮好奇。

從《解放日報》已經輾轉到《東北日報》的穆青，就將「勞動英雄吳滿有」的報導，作為一個巨大的創新介紹給自己的新同事：在《解放日報》頭版頭條位置發表一個普通農民的事蹟，這確實是全國任何報紙都找不到的新聞。表面上看起來平常得很，似乎算不的甚麼新聞，但它卻掀起了全解放區的生產運動和學習勞模運動。對於當時克服敵後1940 年以來面臨的嚴重經濟困難起了極大的作用。

這一點，同樣被當時訪問延安的資產階級報紙記者趙超構看在眼裏，「報紙小冊子好比球場上啦啦隊，提高嗓子，向勞動英雄不斷喝彩。每天解放日報第二版上所披露的，十九是生產消息，甚麼人半夜就上山開荒，甚麼人開荒多少，打破紀錄；那一家的婆姨每天紡紗幾兩；勞動英雄吳滿有的生產工作進行得怎樣；所有這些消息，跟著一陣喝彩的聲音，送到窮鄉僻角去。」

於是就慢慢形成了新的寫作公式：

    甲乙丙丁+農工商業= 經濟建設；

    新聞最（缺字）+ 條件= 生產競賽新聞；

    姓名+（一）（二）（三）（四）= 勞動英雄新聞；

    雨雪充足+ 策牛上山= 春耕新聞；

    普遍開展+ 情緒熱烈= 生產新聞。

由此，經驗性報導和典型報導，成為中共黨報最有創造性的兩種報導樣態。《解放日報》關於「大生產」的宣傳，從「農業模範吳滿有」到「工業模範趙占魁」；從「種棉能手劉秉仁」到「運輸模範劉永祥」，從「南泥灣」到「金盆灣」，僅1943年上半年，報紙上所出現過的模範人物就多達600名以上。從1944年元旦開始，報紙又專門開闢《邊區生產勞動》專欄，時間長達3個月。「這種典型宣傳規模之大，範圍之廣，為以前中共黨的報刊史上所罕見。」順便說一句，直至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黨報中的名記者，絕大多數都是寫典型報導而聞名，相反，因純粹的新聞報導或者評論而出人頭地的實是寥寥甚至是絕無僅有。

政治正確凌駕客觀事實

然而，政治和技術並不只是在於內容的選擇，更重要的是表達。毛澤東就說過：「我們黨所辦的報紙，我們黨所進行的一切宣傳工作，都應當是生動的，鮮明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這是我們革命無產階級應有的戰鬥風格。」所以，當陸定一說，「要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就意味著這個有關事實的報導中，不能不包含著價值判斷。政治比技術重要，同樣也是強調這個意思。報導不能沒有事實，同時報導不能沒有自己的立場，這最終化為一句易懂生動的話，就是「用事實說話」。後來胡喬木就說，就如同學會說話一樣，人人要學會寫新聞。因為新聞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傳形式，宣傳，當然是我們大家都有責任。學寫新聞就是叫我們學會用敍述事實來發表意見。

既然如此，選擇甚麼，如何報導，均不能不時刻注意事實中所要表達或可能會表達的「話」。於是，「話」即傾向，成為新聞把關的首要條件。在《解放日報》改版過程中，毛澤東批評報紙有「獨立性」，《讀七七宣言》社論、印度問題、參議會、自衛軍等幾篇社論，就有些錯誤。另外有些消息如黨校一學生自殺，是不應該登的，乃是其傾向不正確。

1945年8月9日，《解放日報》在第一版顯著位置刊登有關美國原子彈襲擊廣島的新聞，遭到了毛澤東長達一個多小時的嚴厲批評，斥之為是「資產階級世界觀」，顯然也是「話」說的不對。報導中政治立場的重要性，在1947年展開的反「客里空」運動中有了更深入的認識。根據新華總社對該運動的成果總結和原因分析，第一，在發現嚴重的「客里空」作風的同時，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發現了新聞工作的階級立場問題；第二，檢查出虛構新聞、道聽塗等不認真不精緻的作風。之所以如此，均和階級立場有關：或者是因為新聞工作人員的階級出身所致，特別是在土改中，在有關農民與地主的關係中，這種出身導致立場模糊；或者是因為在參加黨報工作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一部分人帶來了沒落的封建階級思想意識與陳腐習慣。隨之就與當時的整風運動相結合，進行「三查」（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和「三整」（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

按照這樣的線索我們還可以看到另一個典型案例。1948年華北《人民日報》發表的《全區人民團結鬥爭，戰勝各種災害》的報導，受到中宣部的嚴厲批評，其錯誤歸結為二：

第一，全篇三分之二以上的巨大篇幅都是極乏味地而且極零亂地用於詳細列舉各區各種災情，構成一幅黑暗的圖畫，使人讀後感到異常沉重的壓迫，沒有或很少有鼓舞的力量。

第二，對於災害原因的分析完全錯誤。造成如此嚴重錯誤的根源，就是「只羅列現象」的客觀主義。

無論是中宣部的批評抑或日後華北《人民日報》所做的檢查，都沒有提及報導中具體事實有否失真（比如誇大、五個W失實等），其矛頭所指是客觀主義所導致的不全面、不正確。解放區秋收「平均有七成」，報導中沒有就此從積極方面宣傳戰勝災荒的巨大成績，這是片面，以致報導角度錯誤；災荒的原因籠統地歸之於「長期戰爭」，這是沒有正確反映甚至是歪曲了因果關係。因此，該條報導的致命之處，是對事實的選擇、分析、評價的立足點錯誤。一句話，其基本傾向錯了。「忽視積極的鼓舞指導，是不能容許的有害的客觀主義傾向。」

因而，「作一個新的新聞事業工作者」，要求有堅強的黨性，要求是好的黨員，好的革命者，隨時帶著黨的階級的眼睛，要脫掉知識分子的高傲習氣，恭謹勤勞地向群眾學習，不要寫那些政治的空談。總之，「首先是一個共產黨員，然後才是一個記者，這是一個基本觀念，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或違反。」

延安《解放日報》印刷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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